夏可君:
工笔画,是一个有着如此明确而特定指向的艺术种类,其繁复的制作方式与图像性,甚至比水墨还要具有所谓的中国性与文化性,如果要在当下使之重新激活,并且具有当代性与国际性,这如何可能?
这要求更为彻底回到材质的自然性以及格物方式,所谓的“格物致知”乃是从宋代就开始的对自然物理造型的“格法”,对自然物象“妙理”的探求,尽管中国一直是一个重情或者情本论的文化,但此情性最终来自于自然,工笔画之中有着代表性的“梅兰竹菊”的君子比德形象,是在自然那里建构个体生命的情性,因此,工笔的精髓在于追求自然之物与生命情感相关的那种生气。早期工笔花鸟画就是追求自然与真切,让画面有着几欲活动的生气,以纤毫造化的工夫逼近真实,吸取自然之自形与自色,工笔画之妙就在此“生意”,这个生意就是“自然性”。在我们这个年代,如何以一种精致的工作重新达致生意与自然?即让技术重新返回自然?这是新工笔在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真正问题,而其回答则将尤为具有启发性。
让我们回到工笔画最初的追求,董逌在宣和年间的《广州画跋》中写到“生意”时,以徐熙的制花为例,说道:“氤氲相成,发为余运”,与“妙得生意,不失润泽”一道,这个“余运”或“余润”,都来自于工笔花鸟画那种氤氲化生的自然性,对于我们这个图像技术时代,保留此余运或余润之“余象”(after-image或infra-image)将成为关键!那种氤氲之虚化的色泽之象,不就是对自然的余留?!
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工笔还如此女性化,准确说是自然的阴性化,中国的自然之理乃是阴阳和谐,不仅仅有着如此众多的女性工笔画家(这在其它艺术门类难以想象),而且工笔具有一种阴性与虚淡的品质,这个虚淡,如果更好地保持传统的虚实相生关系,那将确保工笔自身品性的同时,还可以继续虚化。中国二十世纪艺术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学习西方各种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时,都是以具象或抽象,具体再现以及观念抽象形式化的艺术语言为模仿方向,而放弃了中国文化自身传统的“虚虚实实”与“实实虚虚”的微调方式,如果从传统虚实之间的变化调节出发,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