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神话、故事、评书、相声、小说等等叙事类的、神话性的经验对我影响非常深，当我逐步长大，一点点进入成人社会后仍难免以一种神话般的、传奇般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当代中国对我而言是一个让人激动的庞大神话现场，其中各种各样的现象和话语让我痴迷，这些复杂、缠绕、荒诞、辉煌的现实构筑起一个戏剧般的视觉场域。由于我自小非常喜欢阅读思辨性的理论著述，因此我非常信仰理性的力量，这种理性化的思维系统与神话式的观察体验相互碰撞，这种碰撞无疑体现在了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另一方面，故事性在我的作品中一直保持着重要的角色，这绝非我刻意营造的，纯粹是自然而然，我喜欢与叙事相关的一切可能性。不过到了2013年以后我也发现，即使是稍有常规叙事性的绘画作品总有被图解化的危机。因此，我进一步探究绘画的观看方式和表述方式时，似乎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绘画的终极方向永远是关于形象感的研究，即使抽象画也同样具有形象感，形象感总会有叙事的可能性和描绘的可能性，也正是这种可能性造成了绘画语言的无限生机；绘画的观念性绝不应该以强行注入的方式来实现，实际上，这样的注入常常会严重损害绘画自身的感性魅力，观念绘画与作者暴力的思想意识不应该发生太具体的关系，而只是画者对于绘画性这个母体所展开的思辨性实践，在实践和体验中形成了关于绘画性的新的认知维度，也只有如此，绘画才能调动更为复杂、奇特的各种感性，从而将其配置为新的观看对象，给人以新的认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最近的绘画创作，将重点放在了研究形象感与叙述性的咬合关系上，尝试着在形象和叙事的缝隙之间激活某种隐藏在语言外表下的新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