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半的漫长岁月，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将整个心灵装配到古人的怀抱中去，寂寞的环境与单纯的工作，使我很自然的遗忘了自己是来自何处…….” 董希文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敦煌的研究工作对董希文日后的创作影响是巨大的，为他日后探索“油画中国风”、“油画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油画中国风”的成就暴发于《开国大典》，董希文在《开国大典的创作经验谈》一文中说，“我开始创作《开国大典》这幅画，就企图把它画成一幅与平常的西洋风的绘画不同的具有民族气派的绘画”。如果没有敦煌画那种装饰风的造型基础，色彩辉煌的《开国大典》就不可能产生。他虽然采用了油画的焦点透视，但又不受其束缚，构图上他大胆地抽掉了城楼西侧的一根廊柱，更富有泱泱大国的风格，达到了比真实更高的境界。

　　女儿董一沙认为：“生命力”是董希文绘画中的灵魂。他在他的整部艺术中都在追求一种生命力，他也很喜欢说起“生命力”这个词。这种生命力不光是具体某一个人的，他是对整个人类或者大自然的生命力的赞美，所以他更喜欢画透明的雪山，画火红的晚霞映在山上那种浓重的色彩。清静的湖面，虽说很宁静，但是在这种静里，有着动的感觉，能给人带来生的希望和想象。

　　“三年自然灾难时期，很多农民在家里过不下去了，挑着担子从农村流浪到城市，他们大概几个星期都没有洗过脸、洗过手，衣衫褴缕的一家人敲门敲到中央美术学院宿舍那儿去了，我的父亲把他们请到家里边的院子里，做饭给他们吃。”

　　回忆起父亲最后的那些日子，女儿董一沙描述道：他在癌症晚期，住进医院的前夕，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破碎了的宋代瓷瓶找出来，独自从外面找来瓦片，静静的磨好，与碎磁片仔仔细细的拼粘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瓷瓶”。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灯光下，他那全神贯注的背影。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以这种方式告别，就像是在完成他最后的一件作品，也是在完成他自己。他常说：“完完整整的做事，端端正正的做人”。